每天下午三点，龙王庙旁的老榕树下榕树下总会准时响起洗牌的哗啦声。

四张折叠小木桌拼在一起，围着八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坐在东首的是陈的是陈伯，退休的邮递员，一双送信四十年的手布满老茧，却异常灵巧地捻着牌。他对面是老周，前中学数学老师，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一半，眯着眼算牌。

“老陈，今天带了多少本钱来啊？”老周推推眼镜，笑容里带着数学老师的精明。

陈伯不答，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硬币，“叮当”一声放在桌上。这不是真钱，是他们这群老人的规矩——每人都用同样数量的硬币做筹码，输光的人第二天要请大家喝早茶。

“少废话，出牌。”陈伯甩出两张红桃。

这是他们的他们的日常，风雨无阻。老榕树冠如巨伞，投下一片阴凉，树根盘虬处还放着几个旧热水瓶和搪瓷杯。老人们在这里打了十几年扑克，从黑发打到白头。

今天的牌局进行到第四轮，陈伯已经连输三把。他眉头紧锁，手里的牌捏得死紧。

“老陈今天心不在焉啊，”旁边观战的老李嗑着瓜子，“是不是你家那小孙子又来要钱买什么游戏机了？”

陈伯哼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他确实有心事——儿子昨天又提了接他去省城同住的事。

牌过三巡，陈伯摸到了一手绝佳的好牌：双王，四个2，一把顺子。他心里一跳，这样的牌面一年也难得见一次。

老周似乎看出了什么，悠悠地说：“好牌要好好打，烂牌更要仔细打。人生如牌局，不在于抓到什么牌，而在于怎么打。”

陈伯正要出牌，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掏出一部老人机，眯眼看了一会儿，才笨拙地按下接听键。

“爸，考虑，考虑得怎么样了？下个月我就回去接你。”儿子的声音大得全桌都听得见。

陈伯支吾几句挂了电话，再低头看牌时，刚才那股必胜的气势已经泄了一半。

“儿子要接你去享福啊？”老周问。

“嗯。”陈伯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“好事啊！以后就不用在这跟我们这些老头子混了。”老李笑道。

陈伯没说话，只打出一对2。牌局继续，但他的心思明显已经不在了。

几轮下来，尽管牌面极佳，陈伯却打得犹豫不决，错失良机。老周以一个巧妙的小三带一结束了牌局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观战的人都凑过来看陈伯的牌，“这么好的牌都能输？”

陈伯苦笑，把剩下的牌扔在桌上：“心思不在，好牌也打不好。”

老周慢慢收着牌，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群老家伙天天来这里打牌吗？”

陈伯摇头。

“不是为了赢这几个硬币，”老周指指桌上的筹码，“是为了还有人愿意跟我们争个输赢。”

一句话说得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老周继续说：“我女儿也接我去住过三个月。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，白天就我一个人。智能电视不会开，燃气灶不敢碰，下楼怕迷路。坐在阳台上，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李接话，“我去年在儿子那儿住了半年，差点没憋出病来。回来那天，提着行李直接来了这儿，看见你们已经在打牌，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。”

陈伯摩挲着手中的旧扑克，牌角已经磨得发白。这副牌跟了他们五年，见证了多少午后时光。

“可是一个人住，你们不觉得孤单吗？”他问。

“孤单？”老周笑了，指着这榕树下的方寸之地，“这里有八个人陪你聊天、斗嘴、打牌，哪来的孤单？倒是去了子女家，那才是真孤单。”

夕阳西斜，金光透过榕树叶隙洒在桌上。今天的牌局接近尾声，大家开始数各自的硬币。

“明天该谁请早茶了？”有人问。

“老陈输了最多，按理说他请。不过他要走了，就算了吧。”

陈伯突然站起来：“谁说要走了？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可是你儿子那边...”

“我会跟他说，这里有人天天等着赢我的钱，我走不开。”陈伯笑得狡黠，“再说，我今天输这么多，不得翻本吗？”

众人大笑，各自收拾桌椅。老周悄悄把几个硬币塞回陈伯兜里：“留着明天翻本。”

第二天下午三点，陈伯准时出现在榕树下，手里还拎着一副新扑克。

“来来来，今天必须把老周打得认输！”

老周慢条斯理地坐下，洗牌的手法娴熟如魔术师：“就凭你？”

洗牌声响起，如同往日，如同往后无数个下午。

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，城市日新月异，而榕树下的这一方小天地，却仿佛被时光遗忘。八位老人，几副扑克，编织出一个抵御孤独与遗忘的江湖。

陈伯知道，有一天他们会一个个离开这个牌桌，但只要还有两个人坐在这里，哗啦啦的洗牌声就会继续响起，像一个无声的誓言：我们拒绝被边缘化，我们还在生活中央，我们还渴望输赢。

这就是阿伯们的扑克江湖——没有赌注，却押上了全部尊严；看似消磨时间，实则是在与时间抗争。